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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去年退出4个亿,一半左手倒右手”


【资料图】

01

老规矩,要谈问题,先讲故事。
最近我听到朋友讲这么一件事——某硬科技基金去年退得不错,退了4个亿,但意外的是,一半都是靠自己募的新基金接的盘。
此外,这家机构在搞全员募资,要求前后台所有员工,通过各种渠道卖新基金份额。
这个案例很有意思。用新基金着投老基金的portfolio的企业,这做法本不稀奇,但要说接这么多老股,不多见。
你可能会问,新基金LP怎么看呢?
听说是不知情。
我说没事,快速做高DPI嘛!一方面给老LP流动性,募资时讲给新LP的数字也好看,这年头有几个人能把事儿处理得大家都满意啊?
朋友说,还有一点你可能没想到,GP那边还有一层考虑:上期基金的好项目,他舍不得退啊。
确实,硬科技投资回报周期长,基金临近到期,项目还没起来,自己投的项目必然视若珍宝,舍不得转手他人。但一般机构的做法是搞接续基金,GP得跟LP坐下来沟通,和各个出资人都达成共识。
这家机构的做法则属于典型的台面下操作。好处无需多言:首先,省去繁复的操作,GP快速解决了退出难题;其次,GP用各种方式搞退出,被接盘的老LP想必也没理由不支持;第三,省去了找S基金的沟通成本和机会成本。
其实这件事很典型:做法不太厚道,但是原则性问题吗?也未见得。应该怎么评价它,可能要从结果看,而不是从行为去谈。
什么意思?
比如我拿这个案例问了一位国资LP,他的回答是:
“我们如果是老基金LP,当然很乐意,但如果我们参与的是新基金,肯定非常不满。为避免被蒙在鼓里,国资现在出资当LP,一般情况下都会要求在投委会有各种决策权。”
这就是LP的视角,觉得信息“不透明”,认为这种行为是“被蒙蔽”。
但如果从GP的角度想想呢?
我这几年干得不错,赛道对路,案子也挺好,好多同行投不到甚至追着我要份额,我舍不得给啊,我自己募资,自己接盘,自己跟着投不好么?
做这么多年投资,终于轮到我的赛道火了,那我是不是应该抓住机会,募资上规模?要上规模,是不是需要做好基金数据?但是硬科技慢啊,投得再好它也慢啊,那怎么办?我的对策就是,接盘做高DPI,数据有了,加上全员募资的战术,是不是就能在其他人举步维艰的时候领先出去一大步了?
至于新基金的LP受了欺瞒?不一定吧,你要不要等过两年,基金跑出来再评判呢?
如果我赚钱了呢?
内什么,别喷,以上模拟GP的观点,不代表作者观点。
作者的观点是:市场环境变化这么大,人心、是非、曲直有没有在变?要不要多想想,多看看,别急着下结论?
02
借由这个案例,我想再谈谈一级市场上的错配和退出问题。
此处所谓的“期限错配”,指的是募资策略和投资策略不匹配。GP要么拿了短期的钱做长期的投资,要么拿了长期的钱做短期的投资。当然,在国内一级市场上,第一种情况居多。
相比美元VC,人民币VC在基金期限上本就有一定劣势。单只基金存续期通常为3+4或5+2,外加2年延长期。而硬科技研发周期长,投资回报慢,很有可能在基金存续期内都等不到IPO那一天。
之所以上演“左手倒右手”的一幕,想必是这家机构的募资策略匹配不了投资策略。想长期持有,拿的却是短钱,想募资上规模,却要因此让渡更多话语权。左手倒右手背后,实则是GP的左右为难。
现在基金到期,需要清算,项目没在恰当的时点卖出去,只能自己给自己接盘。
所以,这事儿看起来是退出的问题,其实是募资时遗留下的问题——LP和GP的诉求根本没有达成一致。
“在一个变化的环境里,在过短的投资周期内募集过多资金,这带来比较大的风险和挑战。”今年投中年会上,有险资LP如是评价行业现状。
前段日子我写文章分析过黑马基金沃衍资本,当中引用过其创始人成勇的一段话。“金融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期限错配。……金融的本质是,风控是第一位的,盈利是第二位的。……在中国,真正要找到超过10年的基金管理人其实并不多。千万不要觉得说有钱给你就好,不是所有的钱都好拿,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当LP。”
回头看,我仍然觉得这句话道出了行业内矛盾的本源。
多的是错配,那何为正确的匹配呢?
对GP而言,投资时除了考虑赛道前景、项目价格等问题,还得关注项目的预期回报期限与基金存续期是否匹配,以及是否能满足LP的回报要求。
“退不出去,就跟进了一堆货砸在手里卖不出去的逻辑是一样的,你要去琢磨到底是进货的眼光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。很大的可能是兼而有之,那你在进货的过程中,就需要考虑并承担对应的风险。”一位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认为。
03
目前市场的退出环境不消细说了吧,港股破发率高,A股“退出堰塞湖”越来越大。
这又是一个绝对的存量市场。2015年起,私募股权市场迎来人民币基金募资大年,但由于IPO的退出通量有限,并购市场并未如预期般高速发展,从2019年起一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。
存量大,退出难,LP很难不焦虑。曾有政府LP在投中年会上直言,后续基金安全有效的清算退出,是引导基金当下压力最大的事情。“去年底,全国有2107支政府引导基金,12万亿的规模,从投资的角度靠款靠了6万多亿。但去年A股市场一共上市428家企业,融资5800多亿,相对于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,上市退出远远解决不了问题。”
简单算一笔账,A股一年退出5800亿,如果按照这个速度退,政府出资的12万亿如果全部退出,需要20年。
“我也能理解有的GP没有动力去退,早期把好退的都退了,现在剩下的肯定难。这些剩下的项目又面临国企越来越严的监管,又审计又挂牌的,更难退了。”一位国资LP对我道出当下的另一重无奈。
“控制退出节奏,其实是在投资时候就会以退定投去琢磨怎么做好这个事情。所有的投资建议书里面都会有一个退出方式的考虑嘛,这个不是随便写写,而是真的要去做,真的要想明白怎么去完成这个事情。”前述早期投资机构合伙人告诉我。
道理很朴素,但仍有很多GP做不好。投中研究院出品的2022版Benchmark显示:2013年成立的基金中的前25%DPI为0.97。
也就是说,成立八年的基金中表现优秀的不过刚能回本。
除了前文提及的期限错配,行业内还存在货币错配导致的退出难。比如,有的机构明明拿了人民币的钱,却在按照美元的方式投,声称要在A股上市,可被投公司亏损得一塌糊涂,不符合在A股上市的标准。由此引发的退出难,可不能只怪退出渠道单一,市场不给人机会了。
面对退不出的GP,一部分LP诉诸法律,一部分LP则开始将退出管理纳入子基金的评价体系。最近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开始给GP的退出管理打分。这套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主要包括政策效应、效益水平、管理能力,结果排名按照适用投资期或退出期指标分设,划分为ABC三档。
回到开头的案例,我想说,“舍不得”是投资人的普遍心理。
“退出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。一个关键的问题是,谁来做?是投资团队做,还是风控团队做?投资团队一定舍不得卖嘛。”一位人民币基金合伙人告诉我。
我能理解投资人对项目灌注的期待,陪伴被投项目成长当然是一种符合长期主义的理念,但在商言商,讲究契约精神,维护LP利益,从而使行业良性、有序运转,这些无疑更重要。前述合伙人告诉我,他们每一期的退出策略都不一样,但核心是快速把一些投的不达预期的项目处理掉。这背后是主动管理DPI的理念,他们也因此受到LP青睐。
“近者悦,远者来。”
如果细究,这当中怎会没有不舍和不甘?但现在基金要留在市场上,要强化竞争力,GP的功夫,究竟应该下在募资上,还是退出上?
这可不是没有差别。(文/刘燕秋 来源/投中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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